航海技术
    
    隋唐时期，中国的航海技术已处于当时世界前列，为当时军民航海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一，唐代的造船业十分发达。
    
    《旧唐书崔融传》记载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唐国史补卷下》亦说，“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辑居多”。这些都表明唐代航运业非常发达。而航运业是以航海技术和造船业为基础的，同时又推动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唐代拥有发达的造船业，唐初就已颇具规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载，唐太宗曾“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高宗也曾敕令36州造船以备东征（卷一一一，罢三十六州造船安抚百姓诏），这既表明唐初造船业基础雄厚、规模宏大，又表明唐初战舰制.造能力很强。对此问题，前人论述甚多，不再多论
    
    唐代造船技术十分先进。“当时的船只已普遍采用钉接榫合法，而当时欧洲的船板联接办法还处在使用皮条绳索绑扎的阶段。如江苏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船上共设9个舱，船底部采用3块木料榫合相接，两舷和船舱隔板以及船篷盖板均用铁钉钉合。”“1960年，江苏扬州施桥镇出土一唐代大型木船，船内有水密封舱壁，把船体内部分隔成许多部分。这种结构有效地保持了船的抗沉性，并成为中国木船建造的规范。这艘船的外板采用平接法，船内隔舱板及舱板枕木与左右两舷榫接，船舷由4根大木拼成，平排钉合……这种平接法与搭接法相比，具有联接处不易松动、脱落，船体光顺，减少阻力的优点，而且节省木材，减少船体自身重量。从木船的建造工艺和技术水平上讲都是很先进的，这种平接法一直沿用至今”。
    
    唐朝造船技术高，造舰技术也高。前述海鹘两翼装浮板，增加稳定性，能抗风浪；楼船则上下几层，下层可装铁石压舱，中层可住宿生活，上层和两舷则可分层排列作战，居高临下使用弩、炮，往往能克敌制胜，且船体高大，结构坚固，乘风下压往往能犁沉敌船，威力强大，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当时日本的造船技术则要落后得多，据研究，日本当时的遣唐使船“非常脆弱，船身前后拉力小，一旦触礁，或因巨浪而颠簸，便马上会从中间断开”，且多为单层船只。遣唐使船应该是日本当时最先进的船只，尚且如此，其批量生产的战船技术水平便可想而知了。
    
    其二，唐朝战船的动力装置也很先进。
    
    在冷兵器时代，战船的动力主要来自风力和人力，甚至水流的冲力，如何有效地利用这几种力，对解决战船的动力、加快航速至关重要。对风力的利用主要靠帆。中国使用帆的历史悠久，东汉刘熙《释名释船》说：“随风张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这表明在汉代人们就已能熟练地使用帆了。到三国时期，一船多帆技术就已得到普遍的应用。（注：《北堂书钞》卷一三八引《南州异物志》云：“外徼人随舟大小作四帆或三帆，前后沓载之，张帆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能不避迅风激波，安而能疾也。”）唐代不仅船帆的数量多，而且挂帆的技术也甚高，出现了多种帆形、装帆方式和驾风使帆技术以适应瞬息万变的自然风，通过调戗技术（注：中国古代的一种驾风使帆技术，当船只在侧斜风向下行驶时，要使船只沿着既定方向航行，只要轮流调整航向，使船头方向与风向成一角度，使船能利用风力航行，这种调动船头的过程叫调戗；当遇到逆风时，通过调戗，使船走之字形，就可以将逆风变成侧斜风使船前进。参见周魁一、谭徐明《中华文化通志水利与交通志》第2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可以利用除强逆风外的一切自然风。高超的驾风使帆技术，不仅可以解决战船航行的动力，而且可以增强战船航行的稳定性。在没有风或无法利用风力的时候，战船的航行主要靠人力，工具有橹、棹和楫，浅水也可用篙。棹、楫和篙的使用历史悠久，操作简单。橹的发明使用乃是船舶动力的巨大进步，早在东汉，刘熙《释名释船》就对橹作出了解释，它不仅省力而且效率高，有一橹三桨之说。唐代橹的使用已非常普遍，一船多橹技术也广为应用，帆和橹、桨、篙配合，很好地解决了船舶航行的动力问题。

晋大将王镇恶自河入渭伐羌时，乘“艨艟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舰外不见有乘行船人”；梁大将徐世谱与侯景战于荆州赤亭湖时，“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车以益军势”。据研究，所谓水车可能是在船内搬用了脚踏翻车的轮轴机构，这种动力装置既可避免风帆的局限、增加战船的灵活性，又可保护操船水手的安全。唐代艨艟、走舸等军船当亦广泛应用这种技术。
    
    其三，唐代导航技术也非常先进。*
    
    据研究，在唐代，地文导航术有了新的进展，主要表现在：
    
    1、某些具有早期航路指南性质的文字记载已开始见于史乘，虽然从文献资料上看不到唐代海员拥有非常全面的航路指南，但其雏形则已开始出现；
    
    2 、有较为精确的数学典籍，如《海岛算经》，能对海岸和海中的地形地物的距离与高度进行测量；
    
    3 、对海岸地形与海洋地貌的辨认知识日益增多。天文导航技术也出现了新进展，天文定向导航技术普及而成熟，并开始由天文定向导航向天文定位导航发展，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天文定位导航技术，在实践上虽只是一种较模糊的估计方法，但对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员来说无疑是一种颇具价值而且使用便捷的导航手段。（注：参见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第 336─345页，海洋出版社，1989；周魁一、谭徐明前引书第 252─257页。）
    
    指南针导航在宋代开始普及，但中国指南工具司南、指南车等发明应用的历史则非常悠久，汉代司南就很出名，晋代又有指南舟[19]（《礼志五》），唐初人们也没有忘记它们，用于航海的可能性极大。（注：望月信亨《佛教大事表》记载：乾封元年（666）“沙门智由携指南车至日本” （转引自范文澜《唐代佛教》第147页，人民出版社，1979），这表明唐初指南车并未失传。唐志拔前引书第78页说，3 至7世纪我国已出现指南针导航的萌芽。）
    
    其四，唐代海洋气候知识也很丰富。
    
    据研究，唐代对季风的认识有了提高并应用到航海实践中，如《唐国史补卷下》就记载说，“江淮船溯流而上，待东北风，谓之信风，七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鸟信，五月有麦信”。对台风的认识也有所提高，开始懂得按经验规避台风；另外对海洋潮汐的认识也提高了。
    
    总之，唐初航海技术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处于当时世界前列，比日本要先进得多，据王在晋《海防纂要》记载，直到明代，日本船还是“不用铁钉和麻斤、桐油，只联铁片，以草塞罅隙，费工多，费材大，布帆悉于桅之正中，不似中国偏帕活……唯使顺风，不能使逆风”。先进的航海技术为唐初海军建设以及平百济之役和白江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海军战术
    
    对于海军来说，“战舰的主要职能总是保护自己的海上运输线，即保护货船、运输船和所载运的人员货物，封锁或破坏敌人的运输线。达到这两个目的才能取得制海权（控制海洋），而取得制海权通常是海军完成其战时职能的首要条件。这些战时职能包括抗击海上入侵以保卫国家，封锁敌人并通过海上向敌人进攻”。海军要覆行自己的职责、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首先必须建立一支装备精良、编成编制合理、训练有素、战略战术得宜的海军。而“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海军是一国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集中体现，唐初先进的经济文化和生产力水平，为海军履行其职责、完成其任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决定了当时海军的编成编制和战略战术。
    
    唐初海军的编成编制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科技文化水平，也比较合理，能充分发挥当时先进的装备、技术和人员的战斗力。唐初海军配备的舰船有大小多种，杜佑所记六种不虚，实际只会多不会少。具体作战时，各种舰船的作用既有不同，又协调互补。《武备志》卷一一六《军资乘战船》说：“凡水战，以船舰大小为等……以金鼓、旗幡为进退之节，其战则有楼船、斗舰、走舸、海鹘，其潜袭则有蒙冲、游艇，其器则有拍竿，为其用利顺流以击之。”唐初，海军已有严格的条令，据《通典兵二法制附》记载：“船战，令曰：擂鼓一通，吏士皆严；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橹棹，战士各持兵器就船，各当其所，幢幡旗鼓各随将；所载船鼓三通鸣，大小战船以次发，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后不得易，违令者斩。”总之，唐初海军战船种类多，各舰行动协调，训练有素，阵位清楚；战船所载人员也按其职责分为将吏、战士和什伍（注：《卫公兵法辑本卷下》记载：“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备杂供之要。”这表明守城时，为战士提供后勤服务的人员竟达战士数量的一半。在海军战船上，若包括操持橹、棹者，非战斗人员与战士之比例将更大。），大家职责明确、配置严谨、纪律严明。
唐代海军装备，战船远距离作战兵器主要有大型绞车弩和炮车，近距离作战的兵器则有弩、弓和拍竿。《通典兵五》记载唐军陆战时建有弩台，台上置“弩手五人，备乾粮水火”，这与前述绞车弩必须放置高处才能充分发挥战斗力的要求是一致的。弩用于海战，装置在楼船上层，梯级分布，可收既集中使用又充分利用之效；炮车，虽为远射兵器，但一般只需在平地安装，故用于海战，则可装置在下层甲板上，车轮炮亦然；用于近战的拍竿则装置在船舷周围。如此，则唐初主力战舰大型楼船的作战配置是：上层配置强弩兵，中层配置弓、弩兵，下层甲板配置炮车兵，船舷周围则配置拍竿兵和弓、弩兵，底层配置水手操船，所需战士员额当亦不菲。当然战船也会因其大小、层数多少、战舰性能、任务而对舰载武器和战士有所增减。
    
    660年，唐大将苏定方率10万大军渡海东征百济。此次大规模渡海作战，对海军来说不仅要扫除海上障碍、掌握制海权、护送陆军渡海、确保海上后勤补给线的畅通，而且要配合陆军溯江进攻，克敌制胜。据史料记载，大军平安到达白江两岸，而后海军“乘潮而上，舳舻衔尾进，鼓而噪”，配合陆军，速战速决，三日攻克其王城，俘虏其君臣（注：《日本书纪》卷二六“齐明天皇六年” 条引“或本”云：“今年七月十日，大唐苏定方率舟师军于尾资之津，新罗王春秋智率兵马军于怒受利之山，夹击百济，相战三日，陷我王城。”同年十月条说“覆我社稷，俘我君臣”。），月余凯旋，海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若无强大的实力、先进的装备和航海技术，这些都无法想像。
    
    663年8月的唐日白江之战，唐军大胜，从战术上来讲也有可得而述者。当时的战场在今锦江下游河口处，离海尚有一段距离，河道弯曲，水流较急。唐海军配合陆军从上游的熊津出发，包围百济驻守的处于下游的周留城，并封锁河口，阻止日军从水路增摇周留守军；日本海军从外洋赶来解围，妄图凭藉数量优势以勇取胜，妄信“我等争先，彼应自退”（天智天皇二年八月条），贸然率远来部伍不整之军进攻唐朝海军既设之阵地；唐朝海军则因势利导，在击退日军先头舰队后故意示弱，不予追击，而在河口构筑坚固的阵地，以逸待劳，凭藉先进的装备和航海技术、处于水流上游的有利的地理位置以及河口水域不便于大规模舰队机动作战的有利条件，等待日本海军舰队一哄而上、拥挤于河口内狭窄水道而无法散开的有利时机，发挥唐舰技术优势，左右夹船绕战，运用火攻，速战速决，大获全胜。那么日本海军为何要涌入白江口内而不在口外迎战呢？当是其急于解周留之围，因为周留控扼白江咽喉，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不入内河，无以解围，船少又不足以撼动唐军，故此致败。从双方装备和形势来看，双方战术当是：日本舰队企图凭藉数量优势，一拥而上，聚歼或逼退唐海军；唐海军则因势利导，以战斗力强但大而不便的楼船、海鹘居中构筑阵地迎敌，以战斗力强又机动灵活的斗舰、走舸从左右两翼出击迎敌，夹船绕战，迫使日舰汇集于中间，然后实施火攻，利用火舫顺流而下，冲烧敌阵，并以弩、炮远距离密集发射火箭、火炬、火球、油瓢、油囊等，油助火威，风助火势，迅速击败日军。此战显示：唐朝海军不仅装备、航海技术比日本海军要先进，战术运用也更得宜，甚至对气象（指天气、风向）的利用也比日军强。
    
    海军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最集中的体现，技术决定战术，先进的装备和航海技术为唐初海军提供了较多而适宜的战术选择，这是其获得卓越战绩的根本保证。正如竺可桢先生所言，“未有科学不兴而能精于战术者，亦未有战术不精而能操胜算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古如此。